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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會審丨貪污伴隨的濫用職權行為是否應單獨評價
特邀嘉賓
齊 強 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紀委監委第三紀檢監察室主任
張巧玲 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鄒川云 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
謝 非 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一級法官
編者按
本案中，甲、乙、丙共謀虛構種子采購數量向C公司多支付12萬元并要求C公司返還，后三人將該12萬元私分，此行為如何定性？甲在丁退休前和退休后，均與其共謀利用甲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并收受好處費460萬元，上述行為怎樣定性？有意見認為，甲與丁在共同受賄中作用相當，不宜區分主從犯，如何看待該意見？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甲，曾任A市B區農業技術推廣站站長等職務。
貪污罪。2014年11月，A市B區農業局擬向C公司采購水稻種子，由時任B區農業技術推廣站站長甲具體經辦。在C公司供種前，甲與時任B區農業局分管副局長乙（另案處理）、B區農業局領導丙（另案處理）共同商量決定，通過與C公司簽訂30噸種子采購合同掩蓋實際28噸需求，虛構2噸種子（價值12萬元）采購數量，并要求C公司獲得采購款后將12萬元返給B區農業局，三人予以私分。后甲“代表”B區農業局從C公司取回12萬元現金，并向C公司謊稱該筆資金將用于購買其他種子。2015年至2016年，甲與丙、乙共謀將該12萬元進行私分，甲分得3萬元。
受賄罪。2013年至2023年，甲在擔任A市B區農業技術推廣站站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項目承攬、資金撥付等方面提供幫助，收受多家農資供應商好處費共計208萬元；伙同本單位員工丁（2018年9月退休，另案處理）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利，共同收受好處費共計460萬元。
其中，2013年，甲和丁共同商議，甲在負責農資采購過程中，通過設置采購特定品種、限制條件等方式使相關農資供應商獲得供應資格。丁則根據甲的要求與相關供應商對接，收取好處費后與甲平分。如，B區農業局計劃采購一批水稻種子，甲與某種業公司總經理戊聯系并確定好處費比例后，讓丁按照要求出面與戊對接，后甲利用職務便利幫助戊所在公司獲得供應水稻種子資格，丁收受戊所送好處費后與甲平分。經查，2013年至2023年，甲與丁二人通過該方式為多家農資供應商謀利，多次收受好處費共計460萬元，甲分得230萬元。
行賄罪。2017年至2018年，甲和丁多次利用甲的職務便利，幫助相關供應商獲得供應資格并收取好處費，為使相關事項順利通過乙審批，二人共謀給予乙好處費共計13.7萬元。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3年9月25日，A市B區紀委監委對甲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同日，經A市監委批準，對其采取留置措施。2023年12月25日，對甲延長留置時間三個月。
【黨紀政務處分】2024年3月22日，經B區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決定給予甲開除黨籍處分；由B區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移送審查起訴】2024年3月22日，A市B區監委將甲涉嫌貪污罪、受賄罪、行賄罪一案移送A市B區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起訴。
【提起公訴】2024年5月8日，A市B區人民檢察院以甲涉嫌貪污罪、受賄罪、行賄罪向A市B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5年4月30日，A市B區人民法院以甲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三十五萬元；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數罪并罰，合并執行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五十五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甲、乙、丙共謀虛構種子采購數量向C公司多支付12萬元并要求C公司返還，后三人將該12萬元私分，此行為如何定性？
齊強：在審查調查過程中有觀點提出，甲、乙、丙三人通過虛構采購量多支付種子購買款給C公司，后C公司送給三人12萬元回扣，甲、乙、丙三人構成共同受賄。我們不支持該觀點，認為三人的行為構成共同貪污。
根據刑法規定，貪污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兩者都具有非法占有財物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但財物的來源和屬性不同。貪污罪中，財物來源通常是國家工作人員主管、經手的公共財物，本質是“化公為私”；而受賄罪中，財物來源則是行賄方的財物，本質是“以權謀私”。
本案中，甲作為B區農業技術推廣站站長，丙、乙作為B區農業局時任領導，均系從事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三人共謀利用經管公共財物的職務便利實施套取資金的行為，明顯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目的。第一，在C公司供種前，三人已約定多支付C公司價款并讓C公司返還，之后予以私分，表明其侵吞公共財物的故意產生于資金尚未脫離財政監管階段，具有預謀性。第二，三人通過與C公司簽訂30噸采購合同掩蓋實際28噸需求，虛構2噸種子數量，收取C公司返還的12萬元，表面看似賄賂行為，實質為套取財政資金行為，屬于“虛列支出騙取公款”的典型貪污手段。第三，甲“代表”B區農業局從C公司直接取回12萬元現金后與乙、丙私分，徹底實現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目的。綜上所述，甲、乙、丙三人共謀私分的是公共財物，而非C公司送予的好處，因此，三人構成共同貪污，而非共同受賄。
張巧玲：在審理過程中，有觀點認為對于甲、乙、丙上述行為，應以濫用職權罪和貪污罪數罪并罰。經分析研討，我們認為三人上述行為僅構成貪污罪。理由如下：
濫用職權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超越職權，違法決定、處理其無權決定、處理的事項，或者違反規定處理公務，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實踐中，貪污通常伴隨著濫用職權行為，行為人通過濫用職權行為，達到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目的，對此是否單獨評價為濫用職權罪應根據犯罪構成要件具體分析。本案中，甲、乙、丙三人虛構種子采購數量、簽訂虛假合同并要求C公司返款等一系列濫用職權的行為只是手段，主觀目的是非法占有公共財物，上述行為和主觀目的是認定貪污罪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造成的損失也具有同一性。認定甲、乙、丙三人構成貪污罪已對其濫用職權行為予以評價，再單獨認定其構成濫用職權罪會導致重復評價，不符合刑法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綜上，甲、乙、丙共謀違規套取公款12萬元的行為應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同時構成受賄罪和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三節、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受賄罪和瀆職犯罪數罪并罰。實踐中，若行為人受賄又濫用職權而同時構成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的，應當數罪并罰。
甲在丁退休前和退休后，均與其共謀利用甲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并收受好處費460萬元，應怎樣定性？
張巧玲：甲和丁構成共同受賄。根據刑法規定，受賄罪為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根據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
本案中，B區農業技術推廣站作為B區農業局下屬事業單位，承擔農業新技術的引進、試驗、示范、推廣、培訓等公益性服務職能，其中包含農用物資采購等事項。甲作為時任B區農業技術推廣站站長，負責農用物資采購事宜，屬于國有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丁在2018年9月退休之前系B區農業技術推廣站員工，日常工作中也履行國家賦予的農業技術推廣、服務、管理等公共職能，屬于國有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2018年9月，丁退休后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經查，在丁退休前，二人共同收受相關供應商好處費104.5萬元；丁退休后，二人共同收受相關供應商好處費355.5萬元。但無論在退休前還是退休后，丁均不具有負責農用物資采購的職權，兩人共謀受賄利用的是甲的職務便利。
齊強：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相關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
本案中，從主觀上看，甲和丁共同商議，甲在負責農資采購過程中，通過設置采購特定品種、限制條件等方式幫助相關農資供應商獲得供應資格。丁則根據甲的要求與相關供應商對接，收取好處費后與甲平分，二人具有共同受賄的故意。從客觀上看，在農資采購過程中，甲與相關供應商聯系并確定好處費比例后，再讓丁按照要求出面與供應商對接，甲則利用職務便利幫助該供應商獲得供應資格，丁收受好處費后與甲平分。二人共同利用甲的職務便利實施受賄行為、共同占有受賄款項，具有共同受賄的行為。綜合主客觀因素，甲和丁構成共同受賄。
有意見認為，甲與丁在共同受賄中作用相當，不宜區分主從犯，如何看待該意見？
謝非：法院對該意見不予支持。根據刑法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在受賄罪共同犯罪中，是否區分主從犯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量：一是在共同受賄中的作用，從犯在共同受賄中通常起次要或輔助作用，比如協助主犯收受財物、傳遞信息等；二是在共同犯罪中主觀惡性程度，從犯的主觀惡性相對較小，比如在主犯的指使和安排下參與犯罪，未積極謀劃或者實施犯罪行為；三是在共同犯罪中的參與程度，從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參與程度通常較低，比如根據主犯要求收受財物，或者參與輔助性事宜等。
本案中，甲和丁共同商議，甲在負責農資采購過程中，通過設置采購特定品種、限制條件等方式幫助相關農資供應商獲得供應資格。丁則根據甲的要求與相關供應商對接并收取好處費，二人達成受賄合意。在案證據證明，作為時任B區農業技術推廣站站長的甲具有采購某個品種、數量，以及使某個供應商獲得供應資格的主導權，具體實施時，甲先聯系相應供應商商談并確定好處費比例后，再安排丁按照要求與供應商對接，甲則利用職務便利幫助供應商獲得供應資格，丁收取好處費后二人平分。丁在共同受賄中參與程度較低，更多是在甲的指揮和安排下行事，不具有主導作用。甲在共同受賄中起主要作用，應認定為主犯。丁在共同受賄中的參與程度較低、主觀惡性較小，起次要輔助作用，系從犯，根據刑法規定，應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甲和丁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共同給予乙13.7萬元，上述行為如何定性？甲與丁分別提出本人構成自首，法院是否予以支持？
鄒川云：甲和丁的行為構成行賄罪共同犯罪。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評價甲和丁的行為是否構成行賄罪，要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綜合分析。
第一，從客觀方面看，甲和丁利用甲的職務便利幫助相關供應商獲得供應資格并從中收取好處費，為使相關事項順利通過乙的審批送給乙13.7萬元，二人謀取的是不正當利益，給予財物的對象是國家工作人員，二人具有行賄的客觀行為。
第二，從主觀方面看，甲和丁明知其謀取的是不正當利益，并能認識到向乙送錢的行為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具有行賄的主觀故意。
第三，有觀點提出，甲、丁二人送給乙13.7萬元是為了更好實施受賄行為，該行賄行為與受賄行為具有牽連關系，應擇一重罪處罰。我們不贊同該觀點。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實際或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甲收受相關供應商好處費時只要承諾為其謀取利益即構成受賄罪既遂，甲是否向乙行賄或通過乙的職務行為幫助供應商謀取利益不影響甲受賄罪成立。本案中，甲、丁送給乙13.7萬元，目的是希望乙能幫助其通過相關審批，屬于另起行賄犯意，該部分事實超出了受賄罪的評價范圍，應單獨認定為行賄罪。綜上，甲、丁二人共謀向乙行賄，并共同實施了行賄行為，符合共同犯罪構成，二人均應當對該13.7萬元承擔責任，構成行賄罪共同犯罪。
謝非：法院支持甲關于其構成自首的辯護意見，不支持丁關于其構成自首的辯護意見。
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分子未被辦案機關掌握，或者雖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調查談話、訊問，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時，向辦案機關投案的，是自動投案。在此期間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的，應當認定為自首。
根據監察機關提供的相關證據，該案線索來源于信訪反映，主要提及甲存在違規從事糧種購銷等問題，但線索較為模糊，此時監察機關并未掌握甲貪污、受賄和行賄的犯罪事實。2023年5月，監察機關對該問題線索進行初核時，甲主動交代其收受他人所送好處費的犯罪事實。據此，監察機關決定對甲立案審查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之后，甲相繼交代了監察機關未掌握的貪污和行賄的犯罪事實。綜上，甲屬于在犯罪事實尚未被監察機關掌握時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構成自首。
2023年10月，監察機關通過甲的供述及其他證據掌握丁的受賄和行賄犯罪事實后，對丁立案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在留置初期，丁拒不交代自身存在的違法犯罪問題，通過監察機關的思想政治教育，丁陸續供述了自己受賄、行賄的犯罪事實。根據《意見》規定，沒有自動投案，在辦案機關調查談話、訊問、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期間，犯罪分子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掌握的線索所針對的事實的，不能認定為自首。綜上，丁不構成自首。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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